孫隆基透視美國深層次文化　．章海陵
美國華裔教授孫隆基通過一百多部好萊塢影片以及當代小說，耗時二十五載，寫成《殺母的文化》一書，證明「殺母」議題，是美國二十世紀的大眾文化主流，也是一股與基督教背道而馳的世俗化潮流。


近年，中國大陸互聯網上，網民因美國而「分裂」。一些人反感美國，認為它充當世界警察、多管閒事，但也有相當多網民仰慕美國，尤稱那艘告別歐洲、駛向北美的「五月花號」，顯示美國立國精神的「歷史正義感」與「道德聖潔感」。還有網民對好萊塢大片更感賞心悅目。

但是，華裔教授孫隆基卻通過一百多部好萊塢影片，耗時二十五載，以宏觀視野深入美國文化的深層結構，剖析一個更複雜、更真實的美國。孫隆基的研究還包括美國當代小說、電視劇，運用影視學、心理學、社會學、性別研究、女性主義等相關理論，認真爬梳，細密剖析，證明「殺母」議題是美國二十世紀大眾文化的主流。他的專著《殺母的文化》在兩岸三地讀書界引起矚目。

孫隆基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告訴世人，美國長期以來在內部進行一場「個體化革命」，沉默而執著。作者認為，在這個「個體化革命」的過程中，「媽」代表人生的早期，被定位成個體成長的「路障」或「絆腳石」，唯有除之而後快。作者將美國文化中瀰漫的「殺母」意識，追溯到十九世紀末，指稱這是「一股與基督教背道而馳的世俗化潮流。該股潮流發展至世紀中葉，又與尼采傳統的仇母論與美國性別角色論匯聚成一股巨流」，譜成「殺母」的文化背景。

對於這場「革命」，人們可以從聞名遐邇的懸疑片、希區考克（Alfred Hitchcock，港譯希治閣）的《驚魂記》(Psycho)中看出某些端倪。在影片中，主人公小客店老板是一個專殺年輕女性的冷血殺手，而表面上卻又是一個對母親「唯命是從」的大孝子，住店旅客也常常聽見臥床但「強勢」的母親，用蒼老聲音或挑剔兒子、或訓斥、或進行業務指導。其實，客店老板早在青少年時代，就因嫉妒而毒死了母親及她的情人。兒子再把母親從墳中挖出，放回家中床上，每天對她噓寒問暖。

重演母親生前的思維

久而久之，客店老板不僅會再現母親的聲音，而且能「重演」母親生前的思維，甚至人格。破案後，人們才發現多年聽到老板母親的蒼老聲音，原來是從兒子嗓門中發出。母親即使在死後，其精神和思想仍控制著兒子，儘管這個兒子就是殺母者。

攝於一九五八年的影片《熱昏》(Hot Spell)也令美國及各國觀眾震撼不已。這是一個表面團結、內裏分裂的家庭；父親有外遇，子女們「自顧自」，唯有母親無悔無怨、盡心盡力為家操勞。可是，隨著劇情展開，觀眾發現母親以「愛小孩」方式，控制著丈夫及成年子女，把全家禁錮在她心目中的家庭模式上。這樣的「愛」誰都受不了。原來，比愛更重要的是成長，而成長的「秘密」在於「分離」，學生畢業、男婚女嫁無不顯示這一人類甚至大自然的規律。

然而，「無私」的母親卻反其道而行之，成為一個最不通融的專制者，令每個家人痛苦不堪。最後，丈夫與情人死於車禍，家人為他舉行葬禮。母親宣布「孩子們，我還有你們」，「我猜你們都已長大，而我還沒有……」，讓人哭笑不得，也毛骨悚然。

加拿大女作家愛特伍(Margaret Atwood)的小說《婢女的故事》(The Handmaid's Tale)，是西方女權運動轟擊父權社會的一顆重磅砲彈。書中不僅女主角瓊受到媽媽的傷害，爸爸也深受太太的折磨。爸爸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地下鋤奸隊成員，從事制裁奸細的工作。瓊記得，媽媽在一次家庭宴會上，向到訪的客人抖出丈夫戰時的殺人「勾當」。制裁奸細畢竟血腥，不宜張揚。可是，性格強勢的媽媽卻語帶尖酸、毫無善意地公之於眾，爸爸即使性格溫和，也不由勃然大怒。他們還在臥房內爭吵，媽媽重提舊事，稱戰時她不想嫁給爸爸，也不想要腹中胎兒即瓊本人，而身為醫生的爸爸卻不作「妥善處理」。爸爸道歉，媽媽不依不饒，「你也殺過人，這有何難？」偷聽到這番話，女兒簡直五內如焚。面對可厭的母親和尖刻的妻子，瓊和爸爸成同盟軍。女兒終於離家出走，事前特地看望並知會爸爸，爸爸目光中充滿了羨慕與嫉妒，女兒感到自己做對了，「我做到了爸爸想做而不敢做的事，我逃離了」。

克麗斯汀娜．克勞馥(Christina Crawford)撰寫的回憶錄《最親愛的媽咪》(Mommie Dearest)，把「媽媽的可恨」表現得更淋漓盡致。媽媽瓊．克勞馥（Joan Crawford，港譯鍾歌羅馥）是女強人，凡事苛求，卻從沒真正愛過誰，包括自己的子女。媽媽要求孩子及僕人用腳尖走路，不得喧嘩；規定吃什麼，全家就得照辦。女兒克麗斯汀娜不喜歡吃生牛肉，就被罰沒飯吃，非得把那塊數天後已不新鮮的生牛肉吃掉不可。

無足輕重但又「惡名昭彰」的是，家庭宴會曲終人散後，客人送的禮物子女們一件也得不到，全部被媽媽轉送了他人。媽媽為培養孩子的競爭力，強迫女兒與媽媽比賽游泳，克麗斯汀娜說「媽咪，這不公平，你是大人，我是孩子」，而克勞馥則回答她﹕「我何曾跟你說過這個世界是公平的？」媽媽為培養孩子幽默感，就是指出他們行為中的蠢事，然後再要求他們笑。

孫隆基認為，「個體化革命」雖然出自當下美國文化深層結構，其邏輯、精神動力卻可追溯到一七七六年的美國獨立戰爭。當時，站在「父母之邦」英國一邊的保守派稱，與英國的傳統紐帶是目前得以繁榮、未來得以幸福的因素，思想家湯馬斯．潘恩(Thomas Paine)撰寫《常識》(Common Sense)一書，憤怒駁斥「這種論調錯得不能再錯」。潘恩說，英國「如果是父母之邦的話，其行徑應當令她加倍蒙羞。即使是畜生，亦不會吞噬親生子女；即使是蠻人，也不會對家族成員開戰」。

潘恩稱北美移民的母國沒有「母親溫柔的懷抱」，相反是「殘忍的怪獸」，是「暴政」。孫隆基還解答了美國文化史上一些重要課題，比如原野理想、殺父娶母、大媽咪主義、邊疆理論、世紀末思潮、白色願望時代、杜鵑窩情結、性別教條等。至於可否藉助文學與電影來研究美國？恩格斯通過讀巴爾扎克小說《人間喜劇》研究政治，「在經濟的細節方面，我學到的東西要比從當時所有職業歷史學家、經濟學院和統計學家那裏學到的全部東西還要多」。

個體化革命影響全球

孫隆基預言，美國的這場「個體化革命」對未來世界的影響之大之深，可能超越近代任何一場震撼人類的大變動。可惜無論外部世界或是中國兩岸三地，對此都沒予以足夠的關注。作者稱，中美兩國至今仍把「放眼世界」及輸出價值觀視為頭等大事，彼此十分相像！而美國的「個體化革命」，也將在神州大地出現，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。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