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 媒體是設置香港社會議題的原動力，它們製造了《歲月神偷》和香港精神的論述。 |
窮 一生精力研究權力怎樣支配生活的法國思想家福柯(Michel Foucault)說過，我們在甚麼時候談論甚麼話題，並不是隨隨便便、偶然發生的事情；而往往是在不知不覺之中受人擺布的結果。港產片《歲月神偷》在短 短一兩個星期之內，由一個無人問津的「非故事」(non-story)，搖身一變為全城談論的「熱門話題」(talk of the town)，正好顯示了媒體怎樣透過行使其議程設置的權力(agenda-setting power)，將事件界定為「話語」（新聞）加以報道。當中又涉及對所謂「香港精神」的詮釋，以及「懷舊」(nostalgia)與「戀舊 癖」(fetishism of the past)的基本差異，值得我們深思。 媒體口徑一致地稱《歲月神偷》「揚威德國」，所指的是影 片在柏林影展得到一批十四歲或以下的青少年青睞，頒給它一個名為「新世代最佳影片」的水晶熊獎。眾所周知，柏林影展最重要的獎項是最佳影片的金熊獎——張 藝謀一九八七年以《紅高粱》奪魁，被譽為華語電影在西方世界的「創世紀」。在講求論資排輩的德國，「新世代最佳影片」的評審由十四歲或以下的青少年擔任， 單是這一點，就說明了這個獎的份量和重要性。 《歲月神偷》得獎，最喜出望外的除了導演羅啟銳和監製張婉婷之外，就是撥款三百五十九萬港元 （約四十六萬美元）資助這套電影、由香港特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推出的「電影發展基金」。「電影發展基金」至今合共資助十四部港產片，其中已上映的三 部，總票房收入不足三百五十萬港元。它亟需的，是一次漂亮的勝利，即使只是精神上的勝利也好。於是「電影發展基金」把《歲月神偷》得獎，當做一宗大新聞那 樣公布和發放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 結果「電影發展基金」如願以償，這當然得力於傳媒的「吞餌上釣」(take the bait)。《歲月神偷》得獎的消息在上個月二十二日公布，那天剛巧是一個平靜無事的週日，幾家電視台的新聞都不約而同地用這宗新聞做其中一則「頭條」。 這一下子製造了「《歲月神偷》揚威柏林」是大新聞的既成事實，也反映了近來飽受批評的電視新聞仍然是設置社會議題的原動力。的確，這些年來，缺乏深度、視 野和公信力的電視新聞，在告訴觀眾「怎樣想」(what to think)這方面可說是一敗塗地，但它在告訴觀眾「想些甚麼」(what to think about)這方面，卻做得異常成功。 接著的一個星期，本地印刷媒體一哄而起，有關《歲月神偷》的正面報道和熱情推介紛至沓 來。影片還未正式公映，彷彿已在頃刻之間變成經典(instant classic)——一套弘揚和體現百折不撓、自力更生的香港精神的香港電影。這種香港精神萌芽於二次大戰之後至六十年代的艱苦歲月，經歷半個世紀之後到 今日已經奄奄一息。諷刺的是，這種有關《歲月神偷》「內在價值」的詮釋，只是在影片「揚威柏林」之後才成為本地媒體爭相認可的主流論述。在此之前，影片早 已安排過招待新聞界與文化界的試映會，但反應冷淡。這究竟反映了甚麼，是德國那幾個十來歲的小伙子目光如炬；還是香港的文化人和新聞媒體的崇洋和「隨群心 理」(herd mentality)太犀利，不加思索地以為只要能夠在國際影展獲獎的，就是「好東西」？如果這是個符合時代精神(zeitgeist)的「好東西」，那 就更妙不可言，因為我們可以順手拈來，用它來解釋那顯而易見的社會現象。 《歲月神偷》 電影當然不是《七十二家租客》和《花田囍事2010》一類的爛片，但它的感傷主義(sentimentalism)跟香港電影最需要的批判性寫實主義 (critical realism)卻不可混為一談。對羅啟銳來說，生命一切的苦難都是對生命的考驗；社會所有的問題都是對人格的磨練。他沒想到的是私人的事也是政治 (the personal is politics)，因為極私人的領域——家庭——也往往呈現出社會、文化和經濟的權力關係和利益矛盾。對舊香港的這種權力關係和利益矛盾，以及它們的文 化和社會根源視而不見，就不只是懷舊，而是一種自欺欺人的「戀舊癖」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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