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1年6月30日
紀錄片一向不好做，一來資金和觀眾都相對少，二來在不民主的社會裏更有很多掣肘，三來紀錄片很容易惹事生非，四來是有使命的爭論。很多人（包括有些導演）認為紀錄片該「文以載道」，要以改變社會、為民請命為任務。這本來是無可厚非的，但有些人往往認為這是紀錄片的唯一任務，視之為規條，故此對非「載道」的影片批評，甚至排斥，這種情況，令本來已困難的製作環境更雪上加霜。
到底紀錄片該只是「為民請命」，還是也可以有別的功能呢？這值得我們再仔細想一想。
第一點很容易解釋，香港只講市場不講其他，紀錄片觀眾少，自然投資少，結果是惡性循環；少投資就少作品，少作品就少觀眾。在內地，獨立製作不能作公開放映，所以不涉市場的問題。而台灣算有個紀錄片市場，但經營亦不容易，只有少數作品能在戲院上映。
關於第二點的政治問題，香港暫時不算太嚴重，但在內地，照中國政府的看法，獨立製作都是不合法的，隨時可以取締。台灣的情況當然好點，但也有藍、綠營，以及台灣人和外省人等不能隨便碰及的題材，否則就麻煩大了。
第三點是紀錄片易惹來爭拗。紀錄片拍真實的人和事，其中一個爭論的問題是製作人用一個什麼態度去看待這些人物；是平等的、卑躬屈膝的，還是高高在上的，這都是很重要。有些惹爭論的電影，被人批評剝削片中人，出賣他們的不幸和痛苦。這些看法有時是言之成理的，但無理取鬧的例子也不少。
認清製作人態度
周浩的新作《差館》，是關於廣州火車站附近形形色色的小人物，有小偷、流浪漢、精神病患者和討薪的農民工等。影片風格平實，但幽默有趣，觀眾邊看邊笑。 在映後討論會上，有觀眾警惕導演要特別小心處理這些小人物，因為他們是窮人。我想這位朋友發現觀眾一邊看一邊笑，擔心他們是在嘲笑片中人的奇趣行為，這是過慮了。我們都看過差利的影片，他常常碰釘子，又常給人欺侮，觀眾也邊看邊笑，但這笑不是嘲笑，而多是訝異的笑，就像看見朋友踩蕉皮，滑了一交，我們也會不禁笑出來，這裏面沒有惡意，沒有看不起人的意思。周浩的《差館》也是一樣，不管是警察或是普通百姓，他都用平等的態度對待所有人，並沒有嘲弄的意思。
相反，有些影片的確有取笑的意味，例如一向「正義凜然」的美國導演Michael Moore，在他的成名作Roger & Me中，帶觀眾去探訪失業工人，對工人用各種方法（如賣白兔或推銷化妝品）謀生，他擺出了一副嘖嘖稱奇、不可思議的表情。影片讓觀眾處於一個高高在上的位置，像有錢人看到窮人「奇怪」的生活，露出一副驚訝的樣子，這種態度甚為可惡。Moore紅了很多年，被視為「人民英雄」，其作品經常為小市民伸張正義，為此，當有些人知道他在影片中弄虛作假，採用大量假資料，也表示毫不介意。當年，在大家一片叫好聲中，影評人中只有The New Yorker的Pauline Kael獨排眾議，指出Moore的偽善，她是一個勇敢的影評人。
觀眾能否認清製作人的態度，是善意還是惡意、是嘲諷還是同情，頗視乎大家的觀賞能力，但在今日的香港，不要說知識分子了，連讀書、看報的人也買少見少，我們欣賞電影的水平當然也大打折扣了。許多年前，我讓一班大專生看張愛玲的少作《天才夢》，他們的反應是：張實在太自大了，覺得自己是個天才，卻沒有一個人看得出其中的自嘲和悲涼，令我啼笑皆非。看紀錄片的觀眾中，也有不少人有這種情況，真是可惜。
第四點關於紀錄片的使命問題，這其實與第三點息息相關。
紀錄片內容往往是關於社會問題，如揭露政府的無能、法律的不公或弱者的不幸遭遇等等，所以它很容易被用作「載道」的工具。用影片來推動社會改革，是紀錄片界中一大派別，歷史悠久，自三十年代已在西方興起，如由John Grierson領導的British Movement，其中大部分作品就是為了改善社會民生。另一方面，亦有很多製作人利用紀錄片來抒情或言志，如美國Robert J. Flaherty的Nanook of the North或荷蘭Joris Ivens的名作Rain等。
作品該是「載道」還是抒情言志，這個爭論由來已久。二戰期間，國難當前，文藝界都響應以文救國，紛紛創作抗戰作品，而張愛玲卻沒有理會，她寫的仍是小市民日常生活、男女感情轇轕的故事，故被批評思想不夠「前進」，漠視人間疾苦。我明白她為什麼會被批評，因為當時戰亂，大家生活在水深火熱中。其後，她寫了一篇文章回應，大意是戰爭是一時一地的現象，而人情世故、男女感情卻是無處不在及永遠都有的現實。七八十年後的今天，回頭細看，我想我是明白她的理由的。也正正是為了這個原因，她的作品是永恆的，到今日仍舊能引起我們的共鳴，相信五六十年後，她的作品仍然會風行。
載道抒情可以並存
對於「載道」與否，我認為兩個做法可並存，你可以搞創作救國救民，人家也可以日常生活和個人感情做題材，沒有必要二擇其一。有時同一個作者也會在不同時期，創作「載道」和「抒情」的作品。杜甫就是一個好例子，他的《兵車行》，《春望》都是憂國憂民，批評時政的，他亦有很多描述山水或文物的作品，如《望岳》和《畫鷹》，而兩類作品都是我們文化中的瑰寶。
我想能感動人的就是好作品，而能感動人的，是有真實感情的作品。綜觀紀錄片歷史，能成為經典的、世代相傳的，似乎較少是「載道」的作品，可能是看這類影片有點像上課，老師教導學生，令思想較為獨立的觀眾不耐煩，此外，它的另一個缺點是，其內容往往是黑白分明，例如警察一定是兇惡的，平民一定是善良的，其實世事並不一定這樣簡單。另外，這種作品常是主題先行，即製作人預先下了定論，故有時碰到相反的事實，不得不犧牲這些資料，這就有欠公道了。
我想對創作而言，最重要最寶貴的是自由，在沒有民主的社會，政府設下很多限制，這是我們應該抗拒的。但如果在民主自由的地方，我們自己去加上許多規條，我想這是對創作紀錄片最大的傷害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