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淚 王子》與《骨肉同謀》各自代表香港與南韓競逐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殊榮，但兩者的成績可說是有雲泥之別。究竟南韓電影這些年來做對了什麼，總是把香港電影不 留情面地比下去？南韓電影自1998年許秦豪導演的《八月照相館》平地一聲雷至今，雖然可以說是佳作紛陳，但從我有限的觀影經驗大膽推斷，還沒有出現過一 部可與《七俠四義》、《東京物語》，甚至《細雪》和《情書》等量齊觀的作品。說南韓電影已超越日本電影當然有違事實，但無可否認，南韓已從亞洲電影的末流 中脫穎而出。它的電影有一種令人亢奮、沸騰的神奇力量。這可以從兩方面加以分析。
南韓片有一特點：不忌諱性愛。香港片大多不能深入探索情慾，可說只有色情片而無情慾片，但南韓電影工作者跟他們的日本同業一樣，認為慾既是情的一 面，描寫情慾也無非正視人性。的確，南韓片處理有關性的題材那種坦然和誠實，香港片簡直望塵莫及。同樣以通姦為題材，寫犯禁的愛怎樣為良心譴責、社會不 容；南韓片《快樂到死》正視主角的慾和恨，拍出了愛與殺的一線之差，片首五分鐘的床上肉搏也許是近年最逼真的性愛場面，與之比較起來，《色．戒》的床上戲 簡直是藏頭露尾。目前正在上映的《饑渴有罪》寫靈與慾的衝突，也不乏毫不忸怩的做愛場面。
南韓電影的吸引力一定程度上在於它充沛、旺盛的性精力（sexual energy），而香港電影的性壓制，以及對性的焦慮和恐懼，卻使它在處理角色的慾望、人性的軟弱時，往往顯得有心無力。陳可辛的《投名狀》是一例，許鞍 華的《天水圍的夜與霧》是另一例。這情況，一如五十年代瑞典導演英瑪褒曼和六十年代法國新浪潮電影，對看慣保守的荷里活電影的美國觀眾有特殊引力一樣。
不過，南韓電影能夠在短時間內贏得廣泛共鳴，主要還是它在故事（story）和敍事（story-telling）方面提供的興味和樂趣。環顧今日 的世界影壇，誰會像南韓電影那麼上下一心、挖空心思、機關算盡地去講一個奇峰突出、出人意表的故事？這不僅反映了南韓的電影工作者對劇本的重視，更體現了 他們對電影的信念——一個相信故事仍然可以打動人心的信念，也是一個堅持有多少個故事，就有多少個講故事方式的信念。《骨肉同謀》在這方面很有代表性。 《骨》片寫一個妓女被殺，女主角的弱智兒子是頭號疑犯。這類「誰是兇手」的故事本來了無新意；但編與導巧妙地用精密的布局來補償平淡的題材，用意念之妙代 替主題之新，用結構的張力製造戲劇的張力，再將觀眾的期望徹底顛覆，使影片變成一則充滿詮釋樂趣的社會寓言。
正是這種對故事與敍述的迷戀，南韓電影常常令我想到1985年逝世的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（Italo Calvino）。卡爾維諾說過，人是講故事和聽故事的動物，但好故事並非唾手可得，而是需要我們努力去尋找和發掘。這也許亦為理解南韓電影提供了有用的 註腳。由此看來，南韓電影近來另闢蹊徑而別有收穫，並非僥幸。它的作品可謂多姿而可觀，近一兩年的收割尤為豐盛，不少佳作能在深淺不同層次上供人賞讀。瞠 乎其後的香港電影，是急起直追的時候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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